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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关注中国职校学生工厂实习现象:劳动力不足存隐患

来源:出国劳务网 时间:2017-11-24 作者:出国劳务网 浏览量:


参考消息网11月24日报道 英媒称,苹果供应商富士康承认有学生在其iPhone制造工厂违法加班,明确显示出中国企业正在借助学校填补该国的劳动力缺口。

据英国《金融时报》11月23日报道,《金融时报》采访了6个人,他们说,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有3000名学生被派往当地富士康工厂获得必需的“工作经验”,他们也在其中。在那里,他们的工作是组装iPhone,而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是如何成为乘务员和城市轨道运营管理师。

报道认为,眼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艰难应对工资上涨和难以找到灵活劳动力的问题。

报道称,一位18岁、姓杨的女中学生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她和其他实习生每天工作11小时,组装苹果新推出的iPhone X手机。

“如果我不呆在(富士康),我就毕不了业,但我身体受不了这个。”这位杨姓女生说,“我妈妈说,要是我受不了,也许我可以退学,然后跟我爸一起干活。”

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必须进行劳动力升级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指一个国家还未达到富裕水平就停止了增长。

报道称,作为“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扩大了职业教育规模。但由于对教学质量缺乏国家考核,这些学校已成为当地工厂弹性劳动力的一个来源。

报道称,为了应对滥用职业学校实习生的问题,政府已经通过了相关法律,将学生的实习时间限制在6个月以内,并且禁止他们加班工作。但北京大学副教授杨钋表示,职业学校“在调整做法、以适应这些法律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香港维护劳工权益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今年早些时候发现,科技集团宏碁(Acer)和富士通(Fujitsu)的产品就出自此类学生之手。SACOM指称,在广达电脑位于重庆的一家工厂,装配线上约一半的工人都是学生。这家工厂为宏碁和富士通供货。

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广达电脑表示:“我们对这些指控非常重视,因此已态度坚决地向我们的代理商提出要求,让它们确保合法使用劳工。”


宏碁证实,一些工厂的确在使用学生工“缓解人手压力”,而富士通拒绝就广达电脑那家工厂置评。两家公司都表示,在选择供应商时,它们都坚持一点: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报道称,针对富士康郑州工厂实习生加班的问题,苹果表示:“我们已经确认,这些学生是自愿工作的,他们得到了报酬和福利,但他们不应获准加班。”
 
【延伸阅读】美媒称中国贫富差距正稳步缩小:农村劳动力收入上涨

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 美媒称,世界各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但有一个例外。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3月22日报道,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家最近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因迅猛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而急剧扩大后,在2010年左右达到拐点。自此,这种不平等现象一直在小幅但稳步地缩小。

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49,2010年达0.533,2014年回落到0.495。基尼系数是经济学家最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方法,该系数越高则意味着不平等现象越严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因提出以下假设而闻名:对工业化国家而言,收入差距最初都会扩大,但最终会随着人们变得更富裕而开始缩小。收入差距扩大是因为移居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赚的钱比那些留在农村的人多——城市工作比农村工作更高效。然而,最终随着大量人口在城市获得较高工资,不平等现象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也开始上涨,因为留在农村的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劳动力供应减少了,人们对收入的议价能力提高了。

康奈尔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库兹涅茨的设想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们还认为,政府的干预,比如最低工资规定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可能也对缩小收入差距发挥了作用。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考虑了衡量不平等的其他方法。几乎每一种衡量方式都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自2010年以来或是缩小,或是处于稳定状态。但也有人担忧,该结论也许低估了不平等的程度,因为中国富人越来越可能隐瞒其收入。

报道称,中国沿海地区居民与内陆地区居民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依然非常大。为使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涵盖更多人群,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这个明显刚开始的趋势需要在未来几十年里延续下去。


  【延伸阅读】外媒: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返 招工难成全国现象

参考消息网2月20日报道 外媒称,不少珠三角企业用工荒的背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就业空间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改变等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企业用工优势不明显、外来工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同样是个中因素。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0日报道,“现在每家企业都一样,请工人越来越难。”在广州从事服装生意的新加坡永久居民、新马佳慧服饰公司(CSILOVE)创办人陈平说。

陈平正在为招聘职员一事伤脑筋。与不少珠三角企业一样,他也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春节前职员纷纷返乡开始,一直延续到年后——或是仍不愿回到广州上班,或有年后另择岗位的打算,企业的用工状况持续紧张,涉及岗位既包括服装门店的销售人员,也包括工厂的质检、车间工人等。

陈平在新粤两地经营服装生意多年,见证了中国工人市场近10年来的变化。他告诉《联合早报》,他所在企业的服装销售人员,初入职者底薪约为2500元(人民币,下同)至3000元左右,加上提成可达约5000元,但招聘仍是相当困难。

他抱怨:“现在要找个脚踏实地干活的员工越来越难。”

部分行业“招工难”已是老话题,每年春节后在各地人才招聘市场固定出现。在各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制造企业里,普工短缺已成行业常态,技能型人才也持续紧缺,这一现象过去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的沿海地区,现在早已向中西部蔓延,成为全国现象。

用工荒的出现有多方原因,其背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就业空间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改变等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企业用工优势不明显、外来工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同样是个中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正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国务院今年初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中国人口转移势头有所减弱,预计到2020年,流动人口有2亿人以上,到2030年,流动人口规模减少到1.5亿到1.6亿人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比2015年减少了171万人,尤其是农村向城镇移民的脚步已经明显放缓。

曾经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各地每年均会上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收入。

根据人社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上海最低工资标准达每月2190元,为全国最高,其次是每月2030元的深圳,但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用工问题。

根据统计,在珠三角,今年春节后广州企业用工缺口超过18万人,佛山约为8万人,而深圳一向是珠三角用工缺口最大的城市,往年的节后用工缺口都在20万人以上。

年年用工荒,年年都在考验企业的应变能力。东莞台商协会前秘书长阎海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与往年相比,今年节后用工情况并未有所好转,不少东莞台商正在为此求助于人力资源公司,招聘技术工人、普工等岗位,以保证企业尽快正常运作。

阎海清表示,近年来,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不断在提升与改善,但随着中西部的不断发展,不少外来工在综合考虑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工资待遇等多种因素之后,还是更愿意留在家乡工作。

“如果要挽留外来工,政府必须着眼于改善他们的社会保障。”阎海清指出,包括外来人员下一代的教育、医疗保障等,政府可考虑适当提供一些补助,令外来人员不至于需要为此支付比留在家乡更高的费用,这样或许还会有人愿意留下来,否则随着中西部经济的不断发展,沿海地区的外来工数量只会逐年递减。

2月6日,两名应聘者在深圳宝安区沙井的一家中介机构查看招聘职位情况。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春节长假还未结束,深圳的很多企业和中介机构就已经开门招工,但应聘者寥寥。


  【延伸阅读】日媒:“出国务工”或可解东三省富余劳动力难题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日媒称,中国第三季度的GDP增长也保持了6.7%,经济看起来还算平稳,今后的焦点是压缩钢铁和煤炭的过剩产能等结构改革,但最大的课题是由于压缩产能而富余出来的劳动力的出路。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1月29日报道,钢铁和煤炭一向是辽宁省的主要产业,由于经济低迷,离开家乡找工作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东北最大城市沈阳,27岁的理发师小左去年第一次去日本,不是去旅游,而是出国务工。小左是通过日本的技能实习制度居住在群马县嬬恋村的卷心菜农户家里。在收获的最繁忙时期,每天凌晨2点就得起床,半蹲着收割卷心菜,一直干到傍晚。经过7个月的实习,总共挣了1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7万元)。他的妻子去年也在北海道平取町的西红柿农户家里实习,小左回国后,用出国打工挣的钱和妻子在沈阳市中心开了一家理发店。

报道称,在日本群马县嬬恋村有不少中国人出国打工,其中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其中辽宁的经济为负增长,是中国经济最低迷的地区。30岁的沈阳的公司职员边先生在大学毕业前一直生活在辽宁,他说,“高中、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在北京、上海或国外工作”。

从沈阳开车走上4个半小时,来到距中朝边境100公里的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会看到满大街都挂着“劳务”的牌子,这些都是运作出国打工的中介公司。一家中介公司的老板李先生说:“10年前也就10家左右,现在有70家以上。”

据李先生介绍,在桓仁,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就有人开始去日本打工。看到出国打工回来的人盖房买车,于是大家都跟着去了。有一次喝喜酒,和李先生同桌的人全都有过到日本出国打工的经历。据称,当地三分之一的人都有护照,这一比例在中国农村地区显然是非常高的。

报道称,桓仁没有煤矿,也很难吸引外面的人来投资建厂,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出国务工成了“主要产业”。出国务工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现在又扩大到了非洲。李先生还开始在吉林省开展中介业务。

报道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压缩过剩产能后怎样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尽管政府安排了1千亿元作为安置基金,但停产补贴等临时应急措施就花得差不多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认为,一直依赖钢铁、煤炭的城市只能将劳动力输送到中国其他地区或国外,按照“一带一路”构想,由中国企业涉足的海外项目也在增加,桓仁的情况也许代表了东北三省的一个发展方向。

 

【延伸阅读】外媒:中国新增劳动力半数是大学生 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参考消息网11月22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人口老化趋势引发劳动力逐年减少,预计5年减少2000万,近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成为劳动力大军,标志简单型劳力市场衰退。一项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可能降到7亿左右。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11月21日报道,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官方消息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显性化,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变化已经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形成倒逼之势。

据中国媒体消息,刚刚举行的2016年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会上透露,中国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近5年累计减少的数量约为2000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技术替代劳动成为未来的趋势。

消息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也分析认为,当前大学毕业生占到了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半壁江山”,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力市场也再难以大量提供传统制造业所需的简单劳动力,过去高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据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预测,2016年至少将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还会更大。

人口红利不再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9月7日报道,中国女性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降低,到80年代初这一趋势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而进一步加强。整整30年来,中国得以将出生率的下降用在它的经济发展上:国民人均生育率降低,人们(特别是女性)工作得更多,省下的钱更多,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接受教育和培训。

报道称,当人们谈到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很快就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这也与这个国家的人口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非常好地利用了人口红利”,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经济学和人口学教授布鲁姆说,“几十年来,它为人均经济增长贡献了2%”。但是眼下在谈到中国增速放慢时,人们谈论的首先是从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过渡,而很少谈到人口年龄结构——然而人们不应低估它的效应。

眼下事情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到2050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将近5亿人)将超过60岁。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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